作者简介：Nanso4，本科毕业于厦门，目前在德国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。热爱了解探索不同文化的差异，在异乡寻找平凡生活中最感动的人和故事。
来到德国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大街上的残障人士怎么这么多？很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障碍，但在街上、广场上，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还非常自在地活动。难道德国残障人士的比例要比国内高很多吗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战争结束也半个世纪了啊。
我有点疑惑，不得解。
要聊这个事，我想先讲两个故事。
（一）老马的故事
搬到新房的第一天，就认识了住在我楼下的大男孩马提亚斯，他年长我几岁，就叫他老马吧。一开始来往不多，进出打个照面。
有一天下楼梯时碰到，偶然发现他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，我以为他崴脚受伤了，惊讶地问他怎么了，赶紧问他用不用帮忙。他磕磕巴巴回答我一大堆，说得也不清楚，再加上刚来时我的德语又蛮烂的，完全没听懂，也根本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寒暄了几句“注意啊”、“好好休息”就过去了。
老马性格开朗，对楼里住着的朋友都非常友好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很感兴趣，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，总要用左手跟我击拳才开心，还爱拉着我扯东扯西。但交流一直不太顺畅，我一度以为他也是留学生，和我一样德语还没太熟练，说地慢慢悠悠、哼哼唧唧的。
友好归友好，住在一起难免也有摩擦。
在德国，年轻人租房和北上广大城市差不多，单身公寓偏贵，大部分人的选择还是合租，一户三四个人，每人一个卧室，大家共用厨卫。
前几周只有我和老马，慢慢我发现，外国人毛发茂盛，他经常在卫生间剃胡子。我看得出他收拾过，但总是弄不干净，胡茬搞得哪儿都是。每次我用之前，都要费劲再清理一遍。虽说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但架不住时间长啊，我心中暗有不爽，琢磨着合适的时候有必要和他聊聊这事。但酝酿了很久一直没讲，毕竟用德语撕逼还是有点儿紧张。
有一天晚饭后，到他房间里侃大山，聊到彼此的专业，老马说他是一名程序工程师，我礼貌地表示出赞叹的样子，他就非要拉着我要给我看他做的东西。打开了电脑，我顺着他的动作看过去，看得出他还真是个技术宅：工作台上一台笔记本，三台显示器，旁边各种奇怪的仪器、机械堆了一堆，书架上厚厚的编程书，Java，Linux，PHP......比我的德语字典还厚！
我突然发现，他的鼠标怎么放在左边啊？有左撇子用左手写字画画，用鼠标竟然也是左手？诧异间老马打开了他的程序，我当然不懂，但大概能看出来有医学测试方面的功能，有点疑惑，医院用的吗？
他说我再给你看个东西，于是又打开一个文件，是一个脑部的CT图，像个核桃的切面，不过一边大一边小。正要问他，老马说，“这是我的脑CT图，我先天一侧脑萎缩，右边躯干半身不遂。”
我如遭到晴天霹雳，脑子嗡一下说不出话。老马继续说他大概15年前还只能躺在床上，整个右边身体是没有知觉的，语言能力也非常弱，只能说非常简单的词语。然后通过治疗和缓慢的康复练习，7年前的时候他就能自己坐着轮椅出行了，不过还是没法儿走路。
所以他只用左手和我击掌，所以他必须用左手使用鼠标。
而如今尽管走路还是不顺畅，但他正站在我的面前谈笑风生；尽管右手也不太灵活，可还是能自己端着一筐衣服下楼去洗衣服；尽管大我7岁还和我年级差不多，在读程序员培训的职业学校，但已经在不错的公司实习，有能力完成比较复杂的程序编写。
老马说，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医学检测的程序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情况，希望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我愕然，亦无言。又想起之前的愚蠢问题，尴尬地聊了几句赶紧走了。跑到厕所一个人呆住半响，感慨万分。叮叮咣咣把卫生间收拾个干干净净。
我和老马一起看世界杯
（二）美丽的缇娜
常言道：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，德国亦如是。一个人呆久了会有些无聊和苦闷，我偶尔也会刷刷Tinder——哦，就是国内你们常用的探探。不要想多好不好，我很正派的，玩交友软件的目的很单纯的好不好（正经脸）。
我和缇娜就是在这里认识的。
缇娜的标签栏很丰富，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、旅游过的城市等等。但我不能否认，我很坚定地右滑喜欢（软件功能，双方相互喜欢即可聊天）是因为她的照片。
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，却坐在轮椅上。
可在她的相册里，你可以看到她在泳池里游泳；在浩瀚的海洋里和鱼群嬉戏；滑着轮椅和朋友在烈日下打乒乓球；在学校的挤满观众的大礼堂中演讲，魅力四射......
似乎命运的不公未曾对她年轻的生命造成一点折磨。
添加好友后，我们有过几次简单的交流。
比如聊聊爱尔兰的乐队，很巧她也听U2和小红莓。谈到桃乐丝我们无不感到惋惜，似乎很多优秀乐队的主唱，都只能在短暂的时间热烈的绽放生命力和才华后就迅速凋零。
比如聊聊最近刚刚过世美国作家奈保尔，说说凯鲁亚克。因为她的签名就是那句，foreveryouthful,foreverweeping。
只是只字未提她的身体状况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。
她说10月初会去参加冰岛音乐节，或许有缘，我们会在那里相见。
德国大街上残障人士多的原因
这两个故事来自于我认识的朋友，本来只是属于个体的很特殊的个人经历，但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德国整个社会提供给功能障碍人士的保障，从设施到制度，给予他们与身体健康的人们相比，同样平等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的可能。
这其实也解释开头中我的疑惑，为什么在德国大街上看到的残障人士那么多。
德国没有漫无目的装装样子的盲道，但整个机动车、自行车与人行横道的分流，使盲人在人行道上行走非常安全。同时每个红绿灯处都有功能设计按钮，在绿灯时发出滴滴的声音，辅助视觉障碍者顺利安全地通过十字路口。
在德国无论是公交还是城铁电车，上下车都没有费劲的两层台阶，公交车整体底盘较高，于是它就会在停靠站台时，通过泄压，也就是“撒气”的方式降低车身高度以至于和站台平齐，人们划着轮椅，甚至妈妈推着婴儿车都可以轻松地上下车。
德国的火车站都修得比较早，看上去十分破旧，尤其是小城市或者是城郊的小站，但是即使再破旧，每个月台上下楼都会配有直升式电梯。
火车里同样，每辆火车的卫生间空间都非常大，辅以各种把手为残障人士提供支撑。水龙头、洗手液、冲水按钮上都刻有盲文。
除了设施，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温良恭俭让，当然有这些设施本身也说明了社会的态度。
我的房东阿姨是一位社会学的博士，她的女儿是一位脑瘫患者。于是她就开办了一所社会学校，一边办学，一边照顾女儿。这间学校专门开设适合残障人士的课程，帮助他们在身体条件限制的情况下，学习一些技能，能够完成一些社会工作。
我们住的房间就位于这所学校之上，偶尔也会在楼下和前来上课的朋友们一同交流。
正是有了房东阿姨办的这所社会学校，才能让我认识老马，听他的故事和个人经历。也正是有了整个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