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佚名
那时我还在公司上着班。
每周我去大爷大娘家里逛两趟，也就站一站，说几句话，然后匆匆回家给女儿做饭。
晚上下班后去的时候，人多一点，二姐在院子里搭的厨房里烧地锅做饭，大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，听河南豫剧，大娘半躺在沙发上，用小被子盖着双腿，茫然地看着电视，之所以说她是茫然，是因为她眼神不怎么好了，而且早已耳聋，带着助听器，你还要用比平时大一倍的声音，她才可以听得到。也许在她的世界里，无论是电视上的画面还是声音，都是茫茫的一片。
上午或者上午去的时候，静静的房间常常只有大娘一个人。二姐出去拾柴火或者找同龄的人去打牌了，大爷拿着马扎去门前修车铺或者广场上老头儿多的地方聊天去了。
房子很大，一百五十多平米，一楼，阴冷，黑暗，外客厅还有一点光亮，里客厅一点光亮没有，大娘躺在外客厅的沙发上，腿上搭着小被，院门由里边用棍顶着，稍一推，闪出缝来，手一伸，棍用可以拿开了，一直到打开防盗门，大娘才抬抬身体，问：谁呀。我答一声：我。大娘看到我总是很高兴的样子，一下子坐起来，好象有多久没有见到似的，一个劲让我坐。
我靠近她身体坐下，问她怎么不看电视，她说看不见，也听不懂，坐一阵，躺一阵，真没意思呀。活着有什么意思。我开她玩笑，活着我们可以天天看到你，不活怎么来看你？她便笑笑，一脸的皱纹。
近年她做过二次大手术，一次是接骨手术，一次是心脏搭桥手术，哪一天看到院门落锁，我就忍不住心跳加速。她越来越沉默。越是人多的时候，她越是沉默，因为别人说什么，她全听不到，只觉得嗡嗡声一片，而且她也搭不话；而人少时，往往家中就会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她的腿刚刚丢掉双拐，走不了长路。越来越少出门，就越来越不想见人。
等天气渐暖了，有一天我要推她出去转转，她不肯，说是人家打招呼时，她不知是谁，而且听不清人家说什么，怕说错了话。我劝她说，不要紧，年龄大了，谁也不会怪意的，再说不是还有我吗？她只是不肯。有时在院门前坐一会，一个人寂寂的，也就进去了。
有一回，大爷来了一个旧同事，两个人好多年没见面，聊了好久，送走旧同事，他去小广场的公共厕所，冲厕所时手扶门，门开了，他仰面摔了下去，好半天没起来，四点多回家来，说给大娘听，大娘吓得不得了，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大爷抻了头让我摸他头上的包，大好一个包，象半只乒乓球凸起在脑后，遂打了电话告之哥哥，怕有什么闪失。
前一年，大爷脑血栓住院，十几天失语，小脑略有萎缩，好象一下子就老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第二天再去看，包消了一些，只是胳膊肘开始疼起来了，还好没有什么后遗症。
有一阵子，二姐邀了人来家里打牌，大爷嫌吵，又怕累着了大娘，玩了几次就不让人进门了，二姐只好去外边玩。他们还延习着老家的习惯，在院子里支了地锅做饭，二姐的生活因此很充实，上午拾柴火，随便捡垃圾废铜烂铁卖点小钱，下午与一班老太太们在一起打牌消磨时间。日子这就样一天天走着。
大爷如今也有点糊涂了。因为每天家里只剩下大娘一个人，他不想让她每天胡思乱想打发时间，就每天发一片安眠药给她，让她睡觉。有几次，太困了，一早起床就去睡了，睡到十二点，一点钟吃过饭又接着睡，睡到下午五点才醒来。怎么行？我对大爷说，不要一直睡，哪天睡过去怎么办？大爷是个执拗的人，他说：时间长了，我就喊喊她。我说这样不行的，要吃出毛病来的。他说没事。别人的话他听不进去的，只有哥哥的话他听得。我把此事告诉了哥哥。
奶奶能活到九十六岁，我想与她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打牌上有关，因为她总在动脑，人只有经常动脑，才可以保持脑神经的活力，活得长久一些。
大娘说没事就睡呗，躺一阵，坐一阵，够着呢，哪天睡过去倒好了。
有时她也会问我一下母亲的情况，还是天天在看孩子？没时间出来了。
她们两姊妹在家里种了差不多半辈子的地，两个人从来没有红过脸，彼此说过一句难听的话。可是老了，老了，却没有时间聚了，母亲要给弟弟看孩子。而且因为一些事情，两个人彼此挂念着，可是又彼此无话可说了。我不能说谁是最心痛的那个人。两个人都是最心痛的人。只不过大娘选择了沉默，而母亲选择了逃避。
这也是我不能去触及的疼痛。
亲情，何其温暖，又何其冰冷。何其热闹，又何其寂寞。
我唯有用自己的心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哪怕我的力量多么薄弱。
我看到了大娘的沉默，大娘的寂寞，也看到了大爷的糊涂，大爷的衰老。看到了母亲的无奈，也看到了母亲的心痛。
可是我能说什么呢？
在这样一个被金钱所慢慢掩盖的世界上，哪里还有温暖还有爱？
可是我们的老人多么需要温暖，需要爱，需要亲情。
我们都在哪里呢？
我们都在忙，忙着伺候下一代，忙着挣钱，忙着生活，忙着相互伤害。
也许时间会淡化一切。
也许。
然而还有多少时间，老人可以等得起？
岁月点点滴滴流逝，一晃六年过去，一切都在好转。
只是家中老人越来越老了，也越来越寂寞了。
自留地
